邵洵美去世的1968年，我正在家等待分配，这一年留下的印象是很躁，很乱，很不知所措。国家是这样，个人更是这样，8月28日我被分配到内蒙草原插队，在那呆了8年。1968年死了很多的文化人，我当时就知道一些，但不知道邵洵美，那个年代没人知道邵洵美，课本里没有的就是不该知道的。近来邵洵美的名字似乎又比较多地被
几年前我写过《海上才子・邵洵美传》的书评，其中有一段话“林淇(按：该书作者)先生在邵洵美已有的那么多个‘家’（散文家，翻译家，诗人）的身份之后，又加了个‘集邮家’，其实这些个‘家’都不足以概括邵氏的事业，出版家才是最要紧的。”现在我还是持这一看法，邵洵美主持、参与、出资、主编的那些书刊是会世世代代留传下去的，有和没有这些打上了邵氏印记的出版物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世对邵洵美的评价。
邵洵美是大出版家，有自己的书店（“时代书店”），有自己的出版公司（“时代图书出版公司”），因此，邵洵美出版的杂志多以“时代”命名。如《时代漫画》、《时代画报》、《时代电影》；有自己的印刷厂（“时代印刷厂”），有从德国进口的中国当时第一台影写版机器（这套影写版印刷设备，包括有两层楼高的印刷机，另有照相设备，磨铜机，镀铜机等一系列设备。解放初，这套机器作价让给人民政府。让价约为五万元，当初购新机器是五万美金。新中国第一画报《人民画报》即是由这台邵洵美1932买的印刷机印出来的。我收藏有这台印刷机印出来的《时代画报》，又收藏有这台机器印出来的《人民画报》，意义自非一般。关于这台影写版印刷机有不少传奇的经历。据一直跟随着这台机器的老工人回忆，机器已光荣退役)，当年他办的刊物印制得何等精美。其实，邵洵美对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，然而又是30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的一位。
单以期刊画报为例，邵洵美亲自参与的即有：《狮吼》（1928年），《金屋》（1929年），《新月》（1928年），《时代画报》（1930年），《诗刊》（1931年），《论语》（1932年），《十日谈》（1933年），《人言》（1934年），《时代漫画》（1934年），《万象》（1934年），《时代电影》（1935年），《声色画报》（1935年），《文学时代》（1935年），《自由谭》（1938年），《见闻》（1946年）等。我本无心做“邵迷”，却有幸收存这些刊物中的大部分品种。这也许是我对邵洵美的方方面面有兴趣的另一原因。我对昔日轻率地放弃《狮吼》而后悔（按：此刊及《金屋》是我所失藏的）。为什么放弃？因为嫌它太过于破烂不堪了，现在来看，《狮吼》比《金屋》还稀有，只有那些在大图书馆供职的研究者，才有机会近水楼台地接触旧刊并从容取阅进行研究。李欧梵说“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是惟一的对‘狮吼社’做了研究的中国学者”。（按：张伟的论文为《狮吼社刍论》）
日前把寒斋所存的与邵洵美有关的刊物整理了一下，挺有趣味挺有成就感。此项收集工作如果现在才着手的话，很难做成这样的规模了。时过境迁――对收藏这等事来说尤为如此。
《新月》存毛边创刊号，另存散本十数期。最想得到《徐志摩纪念号》。
《时代画报》总出118期，存包括终刊号在内的三十几期。曾有机会买到汪曾祺旧藏的几十本此刊，无奈要价太高并须与几十本《良友画报》合售，只好放弃。
《诗刊》，存零本。
《论语》总出177期，我耗时二十年搜罗此刊，现仍缺11期。
《十日谈》原为八开本，后读者提意见改为十六开本，我原存十数期，近日又得十数期，可是仍不全。
《人言》，存一合订本。
《时代漫画》总出39期，我先以低价得二十余册，后零星配得几册，离全璧尚远，亦不作此念想也。拙著《漫画漫文》从此刊中取材不少。
《万象》，取名“万象”的杂志有好几种，我说的这本《万象》的书影在姜德明著《书衣百影》中有展示，此刊出了三期，我藏的是全部，假如它出的期数多，攒齐就困难了。
《时代电影》，旧电影刊物很抢手，价格一直很辣手，现在根本买不起，我存的几本还是早先买的了。拙文《民国电影杂志过眼录》内有此刊的图片。
《声色画报》，它使人想到“声色犬马”这声名狼藉的词，用它作杂志的名字，真要顶住世俗的非议，其实它的内容并无大出格，我有两本。
《文学时代》，我存创刊号，最不可思议的它竟是储安平的签名本。储安平是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”的大悲剧人物，我不知道我这本是不是孤本。
《自由谭》总出八期，我只有第一期，得自拍卖会。听别人讲我没有的那几期非常漂亮，我却连看一眼的眼福也没有。
《见闻》是惟一一本出版于战后的刊物，它离文学和文艺很远，是一本时事类刊物。我存有含第一期在内的十数期。关于此刊，只见过姜德明先生写的《邵洵美与〈见闻〉》这一篇，姜德明还写过《邵洵美与〈自由谭〉》，好像除此之外就没人写过了。
说到邵洵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起鲁迅对邵洵美的评论，这虽是不愉快的回顾，却又是绕不开的。在鲁迅先生笔下，邵洵美的出场，名字前面总会冠以别称的，譬如“邵公子”，“自称‘诗人’邵洵美”，“富翁赘婿”，“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”等等。但凡鲁迅对某人有了成见，某人的名姓就会首当其冲地代主人受过了。邵洵美一开始是写诗的，1928年5月出版诗集《花一般的罪恶》，这书的原版很难找，此诗最初是发表在《一般》杂志四卷一期（1928年1月）。我忽然想到去年夏天重金买的十几本《一般》，里面正好有初刊《花一般的罪恶》的这一期，此诗还配有钱君?作的题头画。我本无心做“邵迷”，却每每在纸面上碰到邵洵美。在这期《一般》上还有一条启事，是章克标写的，他要“征求”《狮吼》半月刊，并称“备有相当酬报”。《狮吼》有邵洵美的背景，在当年就这么“一刊难求”。邵洵美对文化事业做了很多的事，他办了那么多的刊物，他没做过一件坏事，甚至于连一件“不对的”事我也觉得他没干过，所以只好拿“富翁赘婿”与“欲登文坛，须阔太太”来做文章了。
惹得鲁迅很不高兴的邵洵美的《文人无行》发在《十日谈》，鲁迅为此写了一篇超长的杂文（鲁迅说“真的且住。写的和剪贴的，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，化了大半夜工夫，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。”）。鲁迅文章里的引文用的是“剪报法”，不然的话，八九千字一字一字写去怕是一整夜也写不完。最近看到一封二十年代胡适写给钱玄同信的原迹，其中所引《老残游记》一段即为剪报，贴得整齐。可是，贴剪报原是为了省些写作的工夫，那连写都不必写，岂不最省工夫。熬夜写出“又是有名的巨富‘盛宫保’的孙婿”，“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”，“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”这样的字句，损害了鲁迅的健康，连鲁迅自己都说“给‘女婿问题’纸张费得太多了”。现在好了，邵洵美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到了，至于不至于让鲁迅写八九千字你自己去判断。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。毁者，称人之恶而损其真。誉者，扬人之善而过其实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沦陷时期，邵洵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，不写（集邮文章除外），不说，不作事，不出面，这也许就是我们习惯说的“大节”――也许是我们故意忽略的“大节”。在对抗审查制度上，邵洵美和鲁迅本是同一战壕的，只是由于种种的难以说得清的原因，许多误解拖延至今。当事人都不在了，惟愿以后的人们不再误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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